初中毕业的暑假，像一场漫长而黏腻的梦。
没有作业，没有铃声，只有日复一日、仿佛凝固了的酷热。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，阳光将泥土路面晒出龟裂的纹路，空气里翻滚着灼人的热浪，一丝风也没有，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、被称为“焚风”的干热。
我和体育委员陈烁之间，那点毕业晚会课桌底下滋生的、隐秘而短暂的热度，在这无所事事的漫长白日里，迅速冷却、褪色，最终像一块被嚼透的糖，只剩下索然无味的渣滓。
他约过我两次。一次是去镇上新开的台球室，昏暗的灯光，绿色的绒布，他笨拙地想展示他击球的姿势，汗水浸湿了他T恤的后背。我坐在旁边的高脚凳上，看着他因专注而微微皱起的眉头，只觉得无聊。另一次是傍晚去河边，他试图来牵我的手，指尖带着黏腻的汗意。我不动声色地抽回，指着河面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粼粼波光，说：“看，像不像油污？”
他愣住，讷讷地附和。
我们之间，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、名为“无趣”的鸿沟。他那些关于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、关于篮球联赛的畅想，在我听来，空洞得像远处的蝉鸣。他骨子里那种因性别而生的、不自觉的优越感和掌控欲，也开始在琐碎言语间流露出来，比如“你们女孩子不懂”、“以后我养你”之类的话。
我看着他阳光下显得过于健康甚至有些憨直的侧脸，心里清楚，这张脸，这具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，对我而言，已经失去了所有吸引力。
我享受过他因我而起的迷恋与慌乱，验证了我想要验证的东西，这就够了。
他就像一件用旧了的玩具，让我失去了新鲜感。
于是，我单方面切断了这脆弱的联系。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，在路上遇见，也只给他一个疏离而完美的微笑。
他起初困惑，继而恼怒，在几次试图沟通被我冷淡回避后，那点少年意气让他最终选择了沉默。
我们之间，尚未真正开始，便已仓促落幕，无声无息。
就在我以为这个暑假将在这般无聊闷热中耗尽时，家里的风暴，以一种更彻底、更丑陋的方式，席卷而来。
爸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。
那个寡妇和她带来的女儿，竟然堂而皇之地搬进了我们邻村那间原本闲置的老屋。爸回家的次数越发屈指可数，偶尔回来，也不再仅仅是拿钱或发酒疯，而是带着一种理直气壮的、令人作呕的嚣张，仿佛他才是这个家受了天大委屈的人。
那天我回家，刚推开院门，就听见妈歇斯底里的哭喊，伴随着瓷器碎裂的刺耳声响。院子里一片狼藉，摔碎的暖水瓶内胆像一地闪亮的眼泪，鸡食盆翻倒在一旁，鸡群惊得到处乱飞。妈头发散乱，眼睛肿得像核桃，正死死拽着一个破旧的、印着模糊牡丹花的行李箱——那是家里唯一一个还算体面的箱子。
“我不活了！我带着孩子走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！”妈的声音嘶哑，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绝望，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撕裂出来的。
爸站在对面，脸色铁青，眼神凶狠得像要杀人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：“滚！都给老子滚！带着两个讨债鬼滚得远远的！正好给老子腾地方！”
弟弟躲在妈身后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咬得死死的，眼神里是与他年龄不符的、几乎要凝成实质的怨恨。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幕。心里那片冰冷的湖，没有掀起波澜，只是湖底又沉淀下一些更坚硬、更黑暗的东西。
我走过去，没有看那个被称为“父亲”的男人一眼，直接扶住妈颤抖得如同秋风落叶的手臂，声音平静得不像我自己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力量： “妈，走吧。”
妈抬起泪眼朦胧的脸看我，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，哭声哽咽在喉咙里，只剩下剧烈的、无法抑制的颤抖。
劝说离婚的过程，比想象中更容易，也更具羞辱性。爸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仿佛甩脱了一个巨大的、碍眼的包袱，甚至在言语间，流露出一种迫不及待的意味。
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，除了我和弟弟这两个“拖油瓶”。所谓的“回娘家”，不过是妈带着我们，拿着那个陈先生暗中给的一笔钱，准备彻底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，去往邻省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城市。
这是那个陈先生安排好的，他大概觉得把我们打发得越远，越能让他省心，也越能稳住我妈。
离开的那天清晨，天色灰蒙，依旧没有风，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村子里关于我们娘仨的流言早已像瘟疫般传开，说我们被赶出家门，无家可归，两个孩子甚至妈迟早要被卖了换钱。我去村口买早点，就听见几个长舌妇聚在井边嘀嘀咕咕，为首的那个，平时就爱搬弄我家是非、身材肥胖的王大妈，声音尤其响亮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：“……看她还能嚣张几天，带着两个赔钱货，我看呐，最后还不是得被卖到山里……”
我拎着豆浆油条往回走，看见妈被人拉着，正要上一辆破旧不堪、满是泥污的中巴车，那车的目的地，是一个比我们这里更穷困落魄的山村。拉客的人嘴里还说着：“……嫂子，去了那边，好歹有口饭吃，总比在这里强……”
妈的眼神惶然无助，像一只待宰的羔羊。
我心里那股属于七岁雨天的、混合着血腥与泥泞的冰冷戾气，毫无预兆地、猛烈地翻涌上来，几乎要冲破那层平静的伪装。
我走过去，把钱递给那个拉客的、满脸油汗的男人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声音却清晰地问道： “有去旁边打仗那个地方的车吗？”
那人愣了一下，打量着我，似乎觉得我这问题有些突兀和怪异：“缅北？有倒是有，就是……”
“我给你们找个生意。”我打断他，目光像淬了冰的刀子，冷冷地扫过不远处还在唾沫横飞、脸上洋溢着恶毒快意的王大妈，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、没有任何温度的弧度，“把她卖去那儿，价钱好商量。”
后来的事情，进行得异常顺利，顺利得让人心寒。夜里王大妈杀猪般的哭嚎和恶毒的咒骂，被粗暴地塞进了另一辆窗户糊满油泥的破旧面包车，像处理一件垃圾，迅速消失在尘土飞扬的村路尽头。
而我们，则踏上了相反方向的旅程。
车子启动，载着我们和寥寥几件寒酸的行李，驶离了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。
我没有回头。
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，田野、山峦、熟悉的泥泞小路，都被远远抛在身后。弟弟靠在我身边睡着了，眉头紧锁。
妈望着窗外，眼神空洞，不知是解脱，还是对未知前路的茫然。
我靠在微微震动的、散发着汽油和汗臭味的车窗上，闭上眼睛。
脸颊触碰到的玻璃，一片冰凉。 迁徙，不是归途，是流放。 而那个多嘴多舌的王大妈，不过是我在这流放途中，随手碾死的一只，聒噪的虫子。